重案组档案（151）中国第一贪“单笔”受贿8250万

　　姜人杰(1948年11月23日—2011年7月19日)，前苏州市副市长，1948年11月出生，是湖北大冶人，出生于苏州市原吴江县震泽镇，1974年6月入党，1964年10月参加工作，大专学历。2001年开始担任苏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建、交通、房产开发等13个领域，同时兼任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和苏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

　　“姜人杰已经全部招认了。”2004年10月底，苏州市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无意中透露了这一最新消息。

　　自今年10月姜人杰因“双规”(即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交代问题)而“自杀”的消息传出后，这位56岁、分管城建交通等13个部门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和2002年以来落马的众多高级官员一样，立刻成为谈资。之后，苏州市有关部门出面否认了“自杀”传言，但他们证实，姜人杰确实已被“双规”。

　　“问题严重。”姜人杰一位在吴江市档案局工作的远亲告诉《外滩画报》，姜涉嫌“违规发包工程并从中受贿、违规批地并从中渔利、挪用资金并助子牟利”，涉案金额在1.4亿元左右(关于涉案金额说法不一，从9000万元到1.4亿元不等)，可能是建国以来江苏省腐败涉案金额最大的地市级官员。

　　姜的儿子姜荑亦被刑事拘留。与此同时，苏州市城建、园林、市政等部门先后有人被江苏省纪委和苏州市纪委组成的专项调查组“找去谈话”。

　　姜人杰出事引发的政坛震动并不仅止于此。之前，苏州市政府向以廉洁和高效而著称。

　　“姜人杰放到哪里，哪里的工作就会突飞猛进。”“他也许不应该从政，经商的话一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得知姜人杰被“双规”后，许多曾与姜人杰共事多年的官员不无惋惜地说。

　　与近两年落马的众多高官相似，姜人杰的官场生涯政绩显著。在人们眼里，他是一个聪明、灵活且很有经济才能的官员。

　　上世纪80年代初，当他还是苏州吴江县庙港文化站一个普通干部的时候，姜人杰曾两次接待费孝通，深得费赏识。1982年，34岁的姜人杰在费孝通推荐下，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选派到南京大学经济管理干部专修班学习。毕业后，费孝通还征求当地政府意见，表示如果没有合适的位子，他就要留姜人杰在自己身边。1984年，姜担任了上海缝纫机三厂吴江分厂的厂长、党委书记。

　　不到一年时间，该厂就成为吴江机电企业中的“龙头”，1985年时创年产值1527.65万元，上缴利税393.25万元。

　　姜的经济才能很快引起了吴江市领导的注意。1987年4月，他被调入吴江市政府担任副市长，分管工业。据吴江当地官员回忆，姜人杰给人的印象是会“玩政治”：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和，但都对姜极为信任。

　　1991年初，姜人杰调任苏州市外经贸局副主任。此后，他相继担任苏州市外事办公室主任、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苏州市外经贸局主任。苏州市外经贸局外企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亚洲金融危机后，苏州进出口急剧下跌。姜人杰受命于危难之际，挑起外经贸局主任的重担，主抓招商引资，很快扭转了形势。第二年，苏州外贸进出口总额便突破了200亿元大关。

　　姜人杰的经历帮助他进入了苏州政界的核心圈。2001年2月，姜出任苏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交通、市政公用、邮政、电信、园林和绿化、房管、房改、房地产开发、防震抗灾、人防工作等13个大类，并兼任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常务副总指挥和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然而，就是在他的苏州市副市长任上，姜人杰的人生之路发生逆转。姜被“双规”后，公安部门在查抄他家时发现了大量尚未拆封的红包，最少金额在2万元以上。现金因为来不及点，只能用秤来称。

　　据苏州市外经贸局监察处官员陈云(化名)透露，姜人杰被‘双规’的直接原因，是有人举报，福海拍卖有限公司(下称“福海公司”)注册资金来源有问题。

　　事情的发生与2003年8月五星级的“新苏国际大酒店”拍卖有关。新苏国际大酒店倚靠美丽的金鸡湖，毗邻园区管委会和国际学校，属于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本，一般园区重大的签约仪式多数在此举办。

　　上海一家拍卖公司承接了这个价值数亿元的拍卖项目，但后来姜人杰“亲自过问”，指定由福海公司估价拍卖。当年8月，该酒店最终以6.3999亿元成交，福海公司抽取了5%的佣金，获利3000多万元。业内人士对此深感不满，并最终作了举报。

　　此前，福海公司已在苏州拍卖行业引起公愤，并曾多次被写信举报。这家成立于2002年10月10日的拍卖公司，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几乎垄断了整个苏州拍卖市场。

　　在苏州，效益较好的拍卖行一年成交额不过3亿元；而福海公司网站的资料显示，该公司成立一年来的拍卖成交额累计已达8.1亿元，占苏州拍卖市场的40%左右，超过前者的2倍。苏州金腾拍卖公司的负责人抱怨说，已经被他们敲定的拍卖项目，往往会在中途被福海公司抢走，这直接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

　　姜人杰之子姜荑正是福海公司的总经理。刚开始经营福海拍卖行时，姜荑年仅23岁，从南京大学工商系毕业才一年。在苏州市拍卖行业中，姜荑是福海的真正老板，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陈云告诉记者，福海公司成立之初，姜人杰从自己主管的资金中挪用了1000万元，其中，500万元用作福海公司的注册资金，另外500万元则是启动和发展资金。

　　在姜人杰的不断“关照”之下，福海公司的业务取得了飞速发展，但这笔1000万元的原始资金始终未被归还。

　　今年春节前后，江苏省纪委开始派人调查姜人杰一事。苏州市政府办公室一位退休干部告诉记者，省纪委来调查之后，市里有关领导曾找姜人杰谈过两次话，表示如果姜及时把这笔钱补上，可以淡化处理，如自动辞去副市长职位，到下面公司任职等。

　　姜人杰这位在吴江市档案局工作的远亲则介绍说，其实早在2003年五六月份，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王珉已就姜荑拍卖行的事情警告过姜人杰。

　　然而，姜人杰并没有就此收手，反而着手将家中的资金转移到香港。此时，姜人杰已经处于有关方面的监视之下。转移资金的行动刚一展开，即被发现。

　　在谈及姜的出事和1000万元资金挪用时，接受记者采访的苏州市有关人士几乎都会异口同声地说：“都是他儿子害的。”

　　苏州一些市民对姜荑的“招摇”印象深刻。姜荑和妻子每天各开着一辆“宝马”在街头横冲直撞，并且喜欢把车内的音响开得大大的。但了解内情的人士认为，1000万元资金挪用，只不过是引发姜人杰被查处的一个偶然因素；真正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他违规批准了苏州两块土地用地性质的转变。

　　作为分管城建和交通的副市长，姜人杰对土地性质的变更，可以直接“特批”。

　　陈云说，姜人杰为两个重要的商家朋友批了字，从中获利数千万元。在近年来我国加强宏观调控收紧土地政策的形势下，姜人杰也就成为继江苏铁本项目之后、土地违法案件的又一个典型。

　　据查证，两块地中有一块是苏州工业园区规划中轻轨线路旁的一块工业用地。11月3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块土地已被平整过，围墙内草已及膝，一片荒芜景象。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房产局房屋发展处处长黄雪良告诉记者，这块地原属另一家公司，后被鼎立物产有限公司相中，于是就找到了姜人杰。姜利用手中权力，把这块工业用地变成商业和房地产开发用地，并将这块地交给姜荑的拍卖公司进行拍卖。

　　7天后，记者来到位于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路上的鼎立物产公司时，只见公司大门上赫然写着“拒绝采访”四个大字。据该公司销售部策划曹补梅介绍，那块地约有10万平方米，准备开发房地产，目前仍处在前期策划阶段。但当记者问起这块地的价格、在哪家拍卖行拍卖时，她突然被人叫去，回来时就改了口，只称自己是刚来的，当时拿下这块地的具体负责人都已经离开公司。

　　即使在姜被“双规”期间，多数官员并不讳言姜的功绩，苏州城市建设的发展和城市面貌、包括城区环境整治在这几年的变化有目共睹。但他们也认为，“姜人杰出事是迟早的问题”。

　　“城建和交通像两个黑洞，多少官员被吸了进去。”苏州市一位退休的人大秘书长感叹道，“他拥有了太多、太集中的行政权力，把自己置于一个高风险的黑洞口。”姜人杰就任苏州副市长的三年，也是苏州市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三年。2002年，苏州市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000亿元，进入全国前列；2003年达到1409亿元，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占了江苏省的近三分之一。其中，城建投资从2002年开始就超过100亿元。

　　随着苏州城市建设和古城大规模改造的加速，住房需求新的增长已箭在弦上，苏州房地产开发热亦达到了一个高潮。苏州房价逐年上涨：2001年平均值还是1700元／平方米，到了2003年，市区房价已达到3700元／平方米，2004年更涨至近7000元／平方米。地产商在利益驱动下纷纷涌进这个高利润的行业，在加剧对商业开发用地争夺的同时，也扩大了对这些土地的需求。

　　苏州市发改委一位官员分析说，这为姜人杰的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通常的做法是：某开发商先看好地皮，这些地皮通常是原来的农业用地或者工业用地，接下来最关键——“搞定”能转变土地性质的“一支笔”姜人杰，由政府出面收回土地，给土地原使用者一定补偿，然后将这些土地的性质转变为商业、金融、房地产开发用地。

　　陈云告诉记者，官员已经由“受贿”转向更为高明的“市场运作”。他分析说，“贪污”显然风险最大；“受贿”相对隐蔽些，不过一旦查起来，数额巨大、不明来源的资产也很难自圆其说；而“市场运作”则为权力变现穿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在土地性质变更上，姜人杰就采取了“市场运作”方式。苏州市发改委的这位官员说，这些已被改变性质的土地，一部分拿出来公开拍卖，由姜人杰事先与开发商商量好，以约定的低价拍卖成交，双方再从所得利润中分成。

　　福海公司在其中起了“掮客”作用。在被注销前，福海是苏州市仅有的两家经营公物拍卖公司之一，而在2003年2月获得公物拍卖经营许可时，福海公司成立不到半年时间，明显违反了2001年江苏省经贸委《关于加强我省拍卖业管理的通知》中，“申请指定公物拍卖的企业，必须是运营两年以上的”规定。

　　福海公司的拍卖业务记录显示，拍卖品主要为三类：房产、土地和改制企业的股权及生产设备。“这些都是优质的拍卖资源。”苏州一家拍卖行的负责人不无感慨说，“要不是有个当副市长的父亲，姜荑出道不到一年，怎么可能拿下这些项目？”

　　市发改委的这位官员还透露，另外一部分未进行公开拍卖的土地，则往往被直接划拨给了政府下属的城建开发公司，由这些公司出地皮，开发商出资金，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从中渔利。

　　“官场里很多问题都是明摆着的，但是大家都遵守‘不举报、不调查’的潜规则。”陈云私下里这般说道。

　　姜人杰的出事，大多发生在其苏州市副市长任内。但在了解内情的人看来，早在姜达到权力顶峰之前，腐败因子便已埋下。

　　1993年造外事大楼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外事办的办公地点在姑苏饭店三楼，二楼四楼都是国际旅行社。外事办一位官员透露，上任主任就有造楼打算，但当时市政府批下的经费只有20万元，所以迟迟未动工。

　　“姜主任太有能耐了，不到一年就开始盖楼了。1994年初我们就搬进了新的外事大楼。”这位干部还是习惯性地称这位被“双规”的姜副市长为“姜主任”。

　　这幢大楼在1993年的造价是1000万元。据这位官员透露，除上任留下的20万元和一部分银行贷款外，很大部分都靠姜动用“关系”，由吴江、苏州的一些企业老板“赞助”建成。

　　姜在外事办任职期间，还办了不少实体，如外事服务中心、因私出入境服务中心、外事报关公司、发展总公司等。

　　对这种做法，外事办内部也有分歧，因为要批这些项目也相当繁琐。姜人杰一直鼓励大家：“该送的要送，该请的要请，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都要利用起来。”

　　苏州市外经贸局一位李姓办公室人员对姜的印象是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好汉”。姜人杰好喝酒，白酒能喝两三斤，很多事情就是在推杯换盏中敲定。

　　在姜人杰未出事之前，苏州市一直是防腐的典范。“在人均GDP已突破5700美元的苏州，20多年来未出现腐败问题。”2003年11月，苏州市自豪地向媒体宣传这一“百官共廉”的可喜现象。

　　苏州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沈荣法在介绍经验时表示，苏州的成功，是因为抓住了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并建立了一系列廉政制度。其中包括：横向分权，即削减个人权力，进行制约和分解；纵向断层，即把原来有可能一个人控制的操作，变成阳光下的程序、制度运行；建立“体系防腐”，防止公权变私权。

　　对这一苏州经验，有人相信有人怀疑。尽管如此，在频繁发生高官被“双规”、反腐到了关键时刻的2003年，苏州市适时发出的声音还是增强了人们反腐的信心和决心。不过，这一套防腐体系没能遏制住姜人杰。

　　姜人杰不仅集13个分管领域的公共权力于一身，甚至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在姜人杰事发后，城建、交通、市政公用等部门的一些官员纷纷被“找去谈话”或被撤换，曾向姜人杰通风报信的官员则被立案调查，随姜案一并处理。

　　对此，有学者分析说，因为这一防腐体系对苏州市级领导的监督，仍然以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为主，而在目前情况下，依靠官员“自律”是不现实的。

　　苏州“体系防腐”也创造了一些先进经验，并得到各地的认可和借鉴。去年下半年，苏州市试行“廉政公积金”制度，从利益机制出发倡廉、助廉。支持这个做法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胡伟认为，这是某种形式的“高薪养廉”。“高薪未必能养廉，但低薪一定不能养廉。”胡伟表示，这种“利益驱动式”的廉政建设更带根本性。

　　“腐败的产生，一方面是权力过于集中；但更大层面上是因为监督机制的缺失。领导周围的人掌握着大量信息，但往往没有足够的权力去监督；而像中纪委，虽然有足够权力，但常常因为掌握的信息不够而没有办法实现这种监督。”行政学专家毛寿龙说。

　　不过，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表示，尽管苏州出现了像姜人杰这样的“巨贪”，但也不能因此就否定了整个防腐体系。“制度毕竟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没有漏洞可钻。”（资料整理：独臂刀客，审核：粥扒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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